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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查明，在原审诉讼中，张某华、谢某容对行政机关制作的补偿清单中所列财产项目均认可，仅是对补偿标准不认可。某市检察院认为，申请人对于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赔偿具有选择权，既可以选择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也可以在复议、诉讼中解决。如其已经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对赔偿之诉应当依法受理，并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赔偿判决，而不应再判决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作出赔偿决定，使赔偿争议又回到行政程序，本案生效判决明显不当，遂向某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企业合规审查是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涉案企业在检察机关主导下积极开展企业合规建设并通过考察验收，降低了再次违法犯罪的风险，检察机关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行刑反向衔接环节，既要审查涉案企业违法行为，又要审查涉案企业合规情况。督促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同时，可以建议对涉案企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保障企业后续正常经营，助力企业合规在行政执法中的实践运用和认可。
2017年至2020年，南通市某区人民法院对涉及南通某食品有限公司、南通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等12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作出执行裁定，以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某区人民法院对其中某食品有限公司等6件案件立案恢复执行，执行完毕后作出结案通知书，但未解除对6家被执行人企业及相关人员限制消费令，屏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某区法院对南通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等另6件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上述被执行企业被宣告破产。破产程序终结后，某区法院对该6件案件未作出终结执行处理，3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被列为限制消费人员，1家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