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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明确规定“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办法》施行一年多来,进一步明确广告主、互联网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等相关主体责任,为维护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如今,毛超、和平区法院法官由成,还有和平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彭杨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方便第一时间解决遇到的各种新问题。“以前,我们是各家干各家的,现在我们是三家形成合力,法院还会派出法官开展调解业务培训、公益宣讲等活动,推进劳动争议源头化解。”毛超表示。
在贵州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应勇观看贵州省政法智慧监督平台、政法机关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等信息化平台运行演示,调研法治信息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在了解到贵州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深度打通政法各家数据壁垒,实现刑事案件网上流转协同、执法办案全息监督、矛盾纠纷联调联解,有力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后,应勇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智能化是提高执法司法工作质效、加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检察机关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必须融入政法智能化建设,加强与相关政法机关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数据共享基础在平台、关键在机制、最终在应用。要建好用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用好自有数据和共享数据,精准发现法律监督线索,不断赋能法律监督。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方面。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贯穿检察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在检察履职办案中感知风险、发现问题、依法处置,协同相关部门探索“制度+机制+科技”的工作模式,着力推动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更好发挥执法司法定分止争、保障权益、维护稳定的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