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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
某市检察院查明，终审判决生效后，某街道办事处接收了某奶牛合作社经评估的所有资产。该院审查认为，评估报告中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价值的评估方法是重置全价乘以综合成新率，而重置全价主要是查询评估基准日相关报价资料确定的，并不包含管理费用，但终审判决计算补偿费用时，从评估价值中扣除了管理费用，明显不当。遂向某市中级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
“不同国家间互派学生、律师交流学习是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有效方式，我非常赞同这一做法。”来自缅甸安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如菊说，她在国际律所工作超过10年时间，其所在律所和对象国律所都会互派青年律师开展交流学习，这是快速了解对象国国情、国别法律的有效方式。希望未来缅甸与中国高校、律所都能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