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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熊某在某村设立某奶牛合作社，建有一奶牛养殖场。2016年8月，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河道水质治理目标，某街道办事处和某村村委会共同向某奶牛合作社发出《告知书》，要求关停奶牛养殖场。同年8月16日，村委会与熊某签订《奶牛搬迁协议书》，补偿奶牛迁移费用11.3万元，同时工作人员告知熊某，投入资产可以按照拆迁政策予以补偿。熊某及某奶牛合作社同意关停并向某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提交拆迁补偿申请。某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申请书上签阅“按照相关政策予以办理”。2018年，某街道办事处向奶牛合作社作出回复，没有规划对养殖场进行拆迁，不能按照拆迁进行补偿。某奶牛合作社诉至某区法院要求街道办事处撤销回复并补偿。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奶牛合作社对某街道办事处的承诺产生合理的信赖，奶牛养殖场被关停的合理损失应予补偿，但其中可移动资产仍然属于某奶牛合作社所有，在补偿费用中应予以扣除，遂判令某街道办事处补偿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设备损失、企业经营损失等884万余元。某奶牛合作社申请再审被驳回，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张某华、谢某容夫妻是重庆市某区某村某村民小组成员，在该村民小组内有两套住房，其中案涉房屋给肖某居住。2009年8月，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和房屋平面示意图进行了清理登记，肖某签字确认。征收部门随后制作了补偿清单，补偿金额5万余元，肖某签字确认。2010年1月，征收部门将补偿款存至肖某银行账户，但肖某未领取，该款项自动退回征收部门。2010年8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同意某区人民政府将该村民小组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案涉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21年3月，征收部门再次将补偿款存入肖某银行账户。同年6月，征收部门对肖某作出补偿款领取和限期搬离通知书。同年7月，某街道办事处拆除了案涉房屋。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