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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出资后是否已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即姜某柏、高某中是否履行了以赵某名义增资并确保其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的义务。由于公司股东、董事身份的认定应受法人的属人法支配，故应适用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首先，就股东身份而言，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公司股份应当由凭证加以证明，除非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规定公司股份中的一部分、全部或者某一类的股份属于无需取得凭证的股份。本案中，由M公司总裁高某中签发给赵某的股权证，是确立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尽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股权凭证应由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等两人共同签署，但该法第142条规定，一人可以兼任公司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成立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而本案高某中签发股权证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秘书的双重职责。且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判例认为，公司发行给股东的股权证仅有一人签名之形式瑕疵时，不能以此为由质疑股权证的合法性。综上，赵某持有的M公司股权证真实有效，在收到股权证之时其已被登记在M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故赵某实际已成为M公司股东。其次，就董事身份而言，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11条规定，董事会可以全权决定根据远程通信的方式召开董事会，并且法律并未规定董事会的此项决定必须以书面方式作出。本案中，赵某经M公司特别股东会议选举，已经成为M公司的董事。前述事实表明姜某柏、高某中已按照系争合同履行了约定义务，赵某已成为M公司的股东、董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赵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刘慧、任军）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7月10日表示，将指导证券交易所尽快公布和实施程序化异常交易监控标准，划定程序化交易监控“红线”，进一步推动程序化交易特别是高频交易降频降速。同时，将明确高频量化交易差异化收费安排。根据申报数量、撤单率等指标，研究明确对高频量化交易额外收取流量费、撤单费等标准，以“增本”促“降速”。
2020年初，原告江苏某玻璃公司与被告青岛某物流公司订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在青岛某物流公司签发提单等运输单证的情况下，青岛某物流公司应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协议签订后，江苏某玻璃公司通过其代理公司向墨西哥公司出口钢化玻璃和塑料饰条，约定总价140545.88美元。其后，江苏某玻璃公司通过其代理公司向青岛某物流公司发出《委托书》,委托青岛某物流公司运输案涉货物至墨西哥。青岛某物流公司向某海运公司订舱托运，并委托报关公司办理了货物出口通关手续。青岛某物流公司于2020年4月签发多式联运提单，装货港连云港，卸货港及交货地为墨西哥阿波达卡，运输方式为CY-DOOR（场到门），并向江苏某玻璃公司收取海运费15400美元。2020年5月20日，案涉货物经过海运到达墨西哥，在后续铁路区段运输过程中，由于火车脱轨导致5个集装箱内的货物全部损坏。江苏某玻璃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青岛某物流公司全额承担货损赔偿责任并赔偿海运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