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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20年，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强制报告制度被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随后，最高检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推行每案必查。在各部门的有力推动下，强制报告制度效能逐渐释放——2020年5月至2023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强制报告发现案件9282件；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14人；2023年，发生在旅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30.9%。
“‘如我在诉’‘如我求偿’反映的是人民情怀，是人民法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注脚”“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意义重大、深远，必须一如既往地做实做好”“国家赔偿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建议‘两高’加强研究会商，确保更好的办案效果”“‘法官讲坛’是一堂生动的业务课、教育课，希望能开到高校去，让更多青年学子感受到法官的法治信仰和为民情怀”……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监司委委员叶赞平，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校长王敬波，最高检第十检察厅副厅长马滔结合司法实践、工作实际进行点评并提出意见建议。
保护遭受侵害和面临危险的未成年人，发现问题是重要的一步，但只是第一步。发现问题后有力有效地解决问题，使未成年人各项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才能使未成年人远离再次遭受侵害的风险，安全健康成长。本案为学校强制报告后，各部门协同发力，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有效、综合保护的典型案例。相关职能部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伤害后，第一时间为其进行了医疗康复、临时安置、经济救助、教育帮扶、监护干预等工作，并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部门间协同配合机制。各地在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责任主体报告责任的落实，还应重视报告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使身处困难和危险当中的未成年人都能走出困境，远离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