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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因脑瘫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重度肢体残疾二级，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依靠父母扶养。自2006年起，徐某被纳入重度残疾人管理范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2021年12月15日，徐某及其监护人收到某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下称“《告知书》”），内容为因为徐某家庭收入超出低收入家庭标准，且享受低保期间购买经济适用房政策，徐某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金条件，自2022年1月起停发徐某最低生活保障金。当月底，某区民政局向徐某作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通知书》（下称“《通知书》”），决定停发其最低生活保障金。
调查核实。某区检察院开展相关调查：1.查阅相关案件材料。经查发现金某利用职务之便向科技公司索要提成6.9万余元，对被不起诉人金某进行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金某并非党员，亦无法给予党政处分。2.召集某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某分局召开联席会议，依托在区委统筹下建立的一体构建监督贯通融合体系，共同商议打击企业内部腐败、维护市场秩序的解决方案。
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