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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推动农民增收致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环境保护等政策性因素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关停的，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行政机关应依法予以足额补偿。本案中，检察机关注重审查财产评估及补偿金计算的方法，对于确有错误的，依法进行监督，保障农民获得足额补偿。
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委员、行政检察厅厅长张相军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近年来，我们通过开展“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今年又积极参与最高检部署开展的“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始终作为重点。行政检察坚决落实党中央要求，坚持与民同行，强化高质效履职，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全面履职，促进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二是强化类案监督，推动新业态行业系统治理。三是强化协作配合，增强共护合力。
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