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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法治副校长是除区公安分局委派社区民警担任外，其他政法单位大多与学校自行对接、推荐，管理和监督情况都由各部门内部掌握，对法治副校长的履职缺乏全局指导和刚性约束。”据渝中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打破政法机关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防线，渝中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联席会决定，由该区法学会牵头建好用好法治副校长队伍，联合教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等六部门出台《重庆市渝中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强化法治副校长的选用、管理和考核，从法治教育领域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企业合规审查是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涉案企业在检察机关主导下积极开展企业合规建设并通过考察验收，降低了再次违法犯罪的风险，检察机关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行刑反向衔接环节，既要审查涉案企业违法行为，又要审查涉案企业合规情况。督促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同时，可以建议对涉案企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保障企业后续正常经营，助力企业合规在行政执法中的实践运用和认可。
检察机关查明，在原审诉讼中，张某华、谢某容对行政机关制作的补偿清单中所列财产项目均认可，仅是对补偿标准不认可。某市检察院认为，申请人对于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赔偿具有选择权，既可以选择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也可以在复议、诉讼中解决。如其已经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对赔偿之诉应当依法受理，并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赔偿判决，而不应再判决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作出赔偿决定，使赔偿争议又回到行政程序，本案生效判决明显不当，遂向某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