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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2022年2月，徐某及其监护人对某街道办事处作出的《告知书》提出行政复议。某区人民政府以《告知书》系过程性行为，未对徐某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为由，驳回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徐某及其监护人不服，将某区民政局诉至区法院，请求撤销某区民政局作出的《通知书》，恢复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某区法院以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属于复议前置事项，徐某未就某区民政局的《通知书》申请复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徐某及其监护人提出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2023年10月，徐某及其监护人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对残疾人群体兜底线、保民生的基础性制度之一。国家多次发文规定，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但在落实过程中，仍然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执行有差异、机械执法等问题。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对于法院生效行政裁判并无不当但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的，通过会商督促行政机关自行纠正违法行为，推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有效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2011年11月，熊某在某村设立某奶牛合作社，建有一奶牛养殖场。2016年8月，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河道水质治理目标，某街道办事处和某村村委会共同向某奶牛合作社发出《告知书》，要求关停奶牛养殖场。同年8月16日，村委会与熊某签订《奶牛搬迁协议书》，补偿奶牛迁移费用11.3万元，同时工作人员告知熊某，投入资产可以按照拆迁政策予以补偿。熊某及某奶牛合作社同意关停并向某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提交拆迁补偿申请。某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申请书上签阅“按照相关政策予以办理”。2018年，某街道办事处向奶牛合作社作出回复，没有规划对养殖场进行拆迁，不能按照拆迁进行补偿。某奶牛合作社诉至某区法院要求街道办事处撤销回复并补偿。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奶牛合作社对某街道办事处的承诺产生合理的信赖，奶牛养殖场被关停的合理损失应予补偿，但其中可移动资产仍然属于某奶牛合作社所有，在补偿费用中应予以扣除，遂判令某街道办事处补偿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设备损失、企业经营损失等884万余元。某奶牛合作社申请再审被驳回，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