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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宽敞明亮的环境、智能化的便民设施，诉讼服务更需要司法工作者“如我在诉”的责任与情怀。“服务中心的每个窗口都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当事人来到这里，只需要到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全部手续。”立案一庭党支部组织委员、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舒宇已在诉讼服务岗位工作了15年，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根植在诉讼服务大厅的老山参”，服务中心的每个窗口都留下他工作过的身影。一次，一位老人来到诉讼服务中心递交材料，本来心中就有气，加上当天联系不上法官，老人当场大发脾气。正在办理业务的李舒宇马上走过来缓和老人情绪，积极帮助他联系承办法官，按步骤帮助老人把材料递交到法官手里，让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李舒宇说：“很多当事人都带着怨气来，希望得到情感上的抚慰，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接待和立案，更多的是指引与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