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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
《工伤保险条例》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扩大了职工权益保障范围。死亡时间认定是判定职工是否符合视同工伤条件的重要依据。脑死亡结论性医学诊断具有高度专业性，对于科学性、准确性存疑的技术性证据，行政检察部门应注重加强与技术部门的协作配合，委托“专业的人”协助做好“专业的事”，为精准监督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本案中，检察机关注重发挥专业人才作用，对案件涉及的脑死亡这一专门性问题作出客观、科学、准确的鉴别和判断，认定杨某脑死亡发生在入院抢救48小时以内，监督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有效维护杨某亲属的合法权益。
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