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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熊某在某村设立某奶牛合作社，建有一奶牛养殖场。2016年8月，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河道水质治理目标，某街道办事处和某村村委会共同向某奶牛合作社发出《告知书》，要求关停奶牛养殖场。同年8月16日，村委会与熊某签订《奶牛搬迁协议书》，补偿奶牛迁移费用11.3万元，同时工作人员告知熊某，投入资产可以按照拆迁政策予以补偿。熊某及某奶牛合作社同意关停并向某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提交拆迁补偿申请。某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申请书上签阅“按照相关政策予以办理”。2018年，某街道办事处向奶牛合作社作出回复，没有规划对养殖场进行拆迁，不能按照拆迁进行补偿。某奶牛合作社诉至某区法院要求街道办事处撤销回复并补偿。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奶牛合作社对某街道办事处的承诺产生合理的信赖，奶牛养殖场被关停的合理损失应予补偿，但其中可移动资产仍然属于某奶牛合作社所有，在补偿费用中应予以扣除，遂判令某街道办事处补偿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设备损失、企业经营损失等884万余元。某奶牛合作社申请再审被驳回，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
推进治理。“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中，某县检察院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在省、市检察院的指导下研发构建“小过重罚”数字监督模型，宁波市检察院在全市部署开展“小过重罚”行政检察专项监督，运用模型检索出“小过重罚”线索81条，涉及企业66条，个人15条，涉及执法机关5家。经进一步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已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11件，行政生效裁判监督2件，移送行政机关自行纠错6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