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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因脑瘫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重度肢体残疾二级，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依靠父母扶养。自2006年起，徐某被纳入重度残疾人管理范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2021年12月15日，徐某及其监护人收到某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下称“《告知书》”），内容为因为徐某家庭收入超出低收入家庭标准，且享受低保期间购买经济适用房政策，徐某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金条件，自2022年1月起停发徐某最低生活保障金。当月底，某区民政局向徐某作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通知书》（下称“《通知书》”），决定停发其最低生活保障金。
法院接到原告的起诉材料，详细了解了案情后，认为将案件导入诉前调解程序不仅能够节省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更能为原告节省诉讼成本。随后，案件分流到特邀调解员手中，调解员迅速与被告取得联系。被告承认了拖欠原告饲料款的事实，并表示，自己所在位置交通不便利，且经营的养鸭厂离不开人。调解员决定采取巡回调解的方式调解此案。调解员实地踏查了养鸭场，发现养鸭厂的规模很大，但是流动资金较少，需等到鸭子出栏后才能回款，所以被告无法一次性给付货款。调解员向原告说明了被告的苦衷。经过多轮调解，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为促成双方未来能够长期合作，调解员阐明利弊，说服双方达成长期合作共识。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均表示可以继续合作。此案不仅实现了双方“共赢”，也为当事人节省了诉讼费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