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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某集团有限公司在施工现场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施工车辆带泥上路，被浙江省某县综合执法局巡查发现。2020年9月18日，某县综合执法局认为上述行为违反《宁波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但该公司之前未曾发生相同违法行为，具有从轻情节为由，依据该条例第五十六条对该公司处以罚款4万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某县综合执法局以公告方式向某集团有限公司送达涉案的相关法律文书。2021年5月7日，某县综合执法局申请县法院强制执行。县法院经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罚款本金4万元以及加处罚款4万元，于同年8月立案强制执行。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