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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
除了宽敞明亮的环境、智能化的便民设施，诉讼服务更需要司法工作者“如我在诉”的责任与情怀。“服务中心的每个窗口都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当事人来到这里，只需要到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全部手续。”立案一庭党支部组织委员、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舒宇已在诉讼服务岗位工作了15年，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根植在诉讼服务大厅的老山参”，服务中心的每个窗口都留下他工作过的身影。一次，一位老人来到诉讼服务中心递交材料，本来心中就有气，加上当天联系不上法官，老人当场大发脾气。正在办理业务的李舒宇马上走过来缓和老人情绪，积极帮助他联系承办法官，按步骤帮助老人把材料递交到法官手里，让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李舒宇说：“很多当事人都带着怨气来，希望得到情感上的抚慰，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接待和立案，更多的是指引与关怀。”
“深圳法院作为司法改革的先锋，前期积极推进全流程无纸化办案与类案裁判指南编撰工作，积累了海量的电子卷宗和涉及100多类案由的裁判指南，这也成为AI模型训练的宝贵财富及坚实基础。”唐国林说，本次上线运行的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是1.0版本，深圳法院将继续深化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探索拓展司法人工智能在法院全类型案件的应用，持续提升数字法院建设成果的应用实效，努力为司法智能化转型提供“深圳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