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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
企业为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利用财物贿赂相关单位或个人，破坏市场秩序、侵害竞争者和消费者权利、危害企业信用和社会公德。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以个案办理为切入口，深入分析刑事案件反映出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通过磋商推动建立护企快速查办长效机制，帮助民营企业及时查处“害群之马”，保障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营商环境。同时，针对涉企刑事案件反向衔接缺乏法律依据，涉罪被不起诉人打击力度不足的问题，向同级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做好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行为、加大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力度的“后半篇文章”。
比如，上合组织和联合国。202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联合国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决议。这次峰会特意邀请了古特雷斯秘书长出席，就是向世界发出了“捍卫多边主义”的鲜明讯息。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期间也进一步阐明立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