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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结果。行政机关收到检察机关提请抗诉通知书后，组织了专家研讨，经研究认可检察机关监督意见，拟自行纠正行政行为，希望检察机关促进化解。为减轻诉累，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座谈会，搭建行政和解平台。促成印刷公司、徐某与行政机关达成和解。原行政处罚决定不再执行，行政机关向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请，法院裁定终结本案执行，并解除失信、限高等强制执行措施。印刷公司、徐某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双方行政争议已实质性化解，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人合法权益，决定终结审查。
案件受理后，执行法官迅速启动执行程序。乙公司表示，企业发展面临困难，无法给付所欠钱款。执行法官向乙公司陈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阐明了拒不履行协议产生的不良法律后果以及对企业今后发展、商业信誉带来的负面影响。乙公司表示，愿意先给付部分欠款。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法官协助制定了还款方案，双方决定各退一步，达成了最终的和解协议，由乙公司给付剩余欠款。至此，乙公司及时消除了诉讼案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甲公司也拿回了欠款，盘活了资金链，双方企业实现了“双赢”。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张某华、谢某容夫妻是重庆市某区某村某村民小组成员，在该村民小组内有两套住房，其中案涉房屋给肖某居住。2009年8月，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和房屋平面示意图进行了清理登记，肖某签字确认。征收部门随后制作了补偿清单，补偿金额5万余元，肖某签字确认。2010年1月，征收部门将补偿款存至肖某银行账户，但肖某未领取，该款项自动退回征收部门。2010年8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同意某区人民政府将该村民小组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案涉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21年3月，征收部门再次将补偿款存入肖某银行账户。同年6月，征收部门对肖某作出补偿款领取和限期搬离通知书。同年7月，某街道办事处拆除了案涉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