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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
“以往法治副校长是除区公安分局委派社区民警担任外，其他政法单位大多与学校自行对接、推荐，管理和监督情况都由各部门内部掌握，对法治副校长的履职缺乏全局指导和刚性约束。”据渝中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打破政法机关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防线，渝中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联席会决定，由该区法学会牵头建好用好法治副校长队伍，联合教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等六部门出台《重庆市渝中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强化法治副校长的选用、管理和考核，从法治教育领域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
检察机关办理涉企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应当把“检察护企”理念融入办案全过程。对于检察机关启动监督程序后行政机关主动纠正的，可以综合评判，推动形成最有利于企业以及企业家生产经营的矛盾化解方案。在办理环境执法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件时，要树立保护环境与促进发展并重的理念。行政机关对未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建设项目适用“三同时”罚则进行处罚的，应依法监督纠正。可以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规范“三同时”“一事双罚”等罚则的适用，实现检察护企工作从个案保护到制度规范的高质效办案。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