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FH体育平台APP

      浙江省检察院行政检察部主任赵宝琦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近年来，浙江省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立足行政检察职能和办案工作实际，不断提升对数据的积累、整合和运用能力，着力推进涉民生和营商环境领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应用场景建设，提升监督工作质效，为“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深入开展提供有力支撑，主要抓了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聚焦案件办理，提升监督质效。二是聚焦诉源治理，助力依法行政。三是聚焦内外协作，促进整体智治。FH体育平台APP

      金某系深圳市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电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经理。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金某利用身为电子公司经理的职务之便，向电子公司的供应商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科技公司”）的朱某提出，给予科技公司新订单，并收取一定比例的回扣。在该订单合作期间，科技公司按约定2元每个产品的比例回款支付给金某共计人民币6.9万余元。2022年11月25日，金某被抓获，将6.9万余元赃款退还至深圳市公安局某分局。FH体育平台APP（撰稿：关家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