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郭浩 田晔）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无偿帮工致第三方受伤的案件：叉车司机孙某无偿帮某工程公司卸货时造成货车司机何某受伤，法院最终判决寻找孙某帮忙的某工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偿帮工是指帮工者不收取报酬的情况下，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活动的行为。生活中，无偿帮工往往基于情谊而产生。本案中，2021年9月7日何某驾驶车辆运输某工程公司订购的货物至工程场地内，某工程公司员工周某联系叉车司机孙某帮忙卸货，孙某未收取报酬。孙某操作叉车过程中导致货物箱倒下，砸到站在另一侧的何某头部，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何某认为某工程公司雇用的工人在工作中造成自己受伤，某工程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工程发包方、工程的总包方对在其工地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孙某作为直接侵权人，应一并承担责任。故何某将某工程公司、叉车司机孙某以及案涉工程发包方、总包方、货物生产厂家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35万余元。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在各方均无证据证明与孙某就卸货行为有约定报酬并支付的情况下，孙某应认定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其在操作叉车卸货过程中造成货物箱掉落造成何某受伤，存在过错，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周某作为某工程公司雇用的员工，其找孙某帮忙卸货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本院认定被帮工人为某工程公司，其应对何某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何某主张各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余被告对于何某受伤存在过错或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故对于何某的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卸货现场在施工工地，何某作为成年人，在未佩戴安全帽的情况下站在卸货地点的对侧，亦未与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其未尽到审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终，石景山法院判决某工程公司赔偿何某各项费用共计21万余元。目前此案已生效。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雅博体育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雅博体育

      医疗场所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线索的重要途径和渠道，2023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1581件系经医务人员报告发现。本案是医务人员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典型案例。医生在被害人家属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并配合公安、司法机关及时提取、妥善保管生物检材等易灭失证据，对于及时揭露、有效惩治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近年来，社会大众对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解和认同不断增强，但距离全社会普遍接纳、自觉遵守制度要求仍有差距。一些家庭在子女遭受侵害后不愿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更有一些监护侵害案件，家长极力隐瞒犯罪行为。强制报告义务为法定义务，其履行具有强制性，任何人不得阻碍义务履行。负有强制报告责任的人员和单位应牢固树立报告意识，严格落实制度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为制度落实提供充分的便利和保障。此外，各部门应加强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促进形成知晓报告、理解报告、支持报告的良好氛围，努力减少报告主体在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时可能面临的人为阻碍。雅博体育（撰稿：景弘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