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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市场监管总局结合互联网监管实际问题和互联网广告具体业务场景，指导平台企业不断完善内部治理规则。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治理工作要求，加强对互联网广告乱象清理整治力度，尤其是针对“软文”“探店”“直播营销”等互联网广告新模式加强监管。
开展交叉执行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执行案件量大事难，近年来，执行案件持续高速增长，与2012年相比，2023年收案增长281.01%，结案增长295.78%。在人案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一些案件的执行工作难免会有执行周期长、质效不高的情况，通过交叉执行工作引入其他法院的执行力量，以不同的思路、方式，打破原案未能执行的局面，调动攻坚克难的积极性主动性。二是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执行中常见被执行人是当地重要企业、纳税大户，甚至是重点国企或者行政部门等情况。交叉执行就是要让接受指令执行的法院在不受牵绊、没有包袱、完全依法自主的条件下，力推案件执行。三是完善执行监督制度。交叉执行在防范权力、关系、人情等不当干扰的同时，通过依法执行，发现执行工作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纠正问责。总之，交叉执行是新时代执行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化审执分离、强化执行监督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贵州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应勇观看贵州省政法智慧监督平台、政法机关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等信息化平台运行演示，调研法治信息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在了解到贵州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深度打通政法各家数据壁垒，实现刑事案件网上流转协同、执法办案全息监督、矛盾纠纷联调联解，有力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后，应勇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智能化是提高执法司法工作质效、加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检察机关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必须融入政法智能化建设，加强与相关政法机关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数据共享基础在平台、关键在机制、最终在应用。要建好用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用好自有数据和共享数据，精准发现法律监督线索，不断赋能法律监督。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方面。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贯穿检察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在检察履职办案中感知风险、发现问题、依法处置，协同相关部门探索“制度+机制+科技”的工作模式，着力推动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更好发挥执法司法定分止争、保障权益、维护稳定的功能作用。
托卡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对哈中关系发展具有历史性重大意义。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亲密朋友和重要战略伙伴，哈中关系基于牢固的睦邻友好和坚定的相互支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贸易、能源、农业、矿产等领域合作取得重要成果，造福了两国人民，堪称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哈方祝贺中国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哈方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挖掘两国在能源、矿产、新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至新的高度。哈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哈萨克斯坦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