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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意见。某县检察院审查认为：1.某县综合执法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时，虽然考虑到某集团公司在此之前未曾发生过相同违法行为，具有从轻情节，但作出4万元罚款仍有违过罚相当原则，存在过罚不当、同案不同罚的违法情形。2.某县综合执法局直接以公告方式向某集团有限公司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未依法告知该公司享有听证的权利，后又直接以公告方式向某集团有限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义务催告书，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系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3.某县法院在受理该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后，应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和送达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行政处罚具有违法性，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于法不符，应予纠正。在县检察院向县法院制发非诉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前夕，某县综合执法局申请撤回强制执行。基于此，2024年1月3日，某县检察院向县综合执法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重新审查处理，同时加强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11年11月，熊某在某村设立某奶牛合作社，建有一奶牛养殖场。2016年8月，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河道水质治理目标，某街道办事处和某村村委会共同向某奶牛合作社发出《告知书》，要求关停奶牛养殖场。同年8月16日，村委会与熊某签订《奶牛搬迁协议书》，补偿奶牛迁移费用11.3万元，同时工作人员告知熊某，投入资产可以按照拆迁政策予以补偿。熊某及某奶牛合作社同意关停并向某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提交拆迁补偿申请。某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申请书上签阅“按照相关政策予以办理”。2018年，某街道办事处向奶牛合作社作出回复，没有规划对养殖场进行拆迁，不能按照拆迁进行补偿。某奶牛合作社诉至某区法院要求街道办事处撤销回复并补偿。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奶牛合作社对某街道办事处的承诺产生合理的信赖，奶牛养殖场被关停的合理损失应予补偿，但其中可移动资产仍然属于某奶牛合作社所有，在补偿费用中应予以扣除，遂判令某街道办事处补偿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设备损失、企业经营损失等884万余元。某奶牛合作社申请再审被驳回，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