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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正式施行，以立法形式确立生态保护补偿基本制度规则。我国已基本建成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新时代，我国制修订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长江保护法以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形成“1+N+4”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立法力度之大、执法尺度之严、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应勇指出，今年3月，香港特区立法会审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顺利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这是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的又一重要标志性举措。香港律政司在捍卫香港法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积极推动用好香港普通法的制度优势，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最高检大力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支持香港律政司依法履职，愿进一步加强与包括香港律政司在内的香港执法司法机构的务实交流合作，促进香港法治建设、展示香港法治形象、巩固香港法治优势，推动香港在加快推进国家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最高检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律政司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开展对外交往，支持香港执法司法部门在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等多边双边检察合作机制中积极发挥作用，与内地司法机关一道，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