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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日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召开“婚恋纠纷涉妇女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系统梳理了该院近五年审理的婚恋纠纷涉妇女权益保护案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 2018年，原告皮先生与被告张女士相识并很快确定恋爱关系。2020年，双方家庭举行定亲宴并收取改口费，皮先生父亲向张女士给付彩礼20万元。2021年9月，双方开始同居，经相处均有结婚意愿。2023年5月，双方因经常吵架而分手，皮先生搬出张女士住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亦未生育子女，但因彩礼返还一事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皮先生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张女士返还彩礼20万元。 被告张女士辩称，原告父亲给付的20万元用于结婚日常消费支出，不属于彩礼。双方同居期间，原告工资较低，自己主要负担共同生活开销。张女士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称自己给原告转账共计23万余元，原告给自己转账共计4万余元，称20万元用于偿还原告所欠外债，不同意返还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款项20万元为原告父母积攒多年的款项，其中5万元系向亲属借款，结合款项支付时间、双方父母同时在场、举行定亲宴、支付改口费等事实，法院认定案涉款项20万元系彩礼性质。 关于彩礼返还数额，结合共同生活时间、双方付出及过错情况等进行综合性考虑，彩礼应当按比例返还。由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款项往来，为避免产生借贷或同居纠纷等其他关联诉讼，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充分释明并组织调解，以期双方尽快解决矛盾、投入新的生活。后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被告张女士当场支付原告皮先生25000元，且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纠纷。法官提示，彩礼是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是双方及家庭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普遍性。然而，近年来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攀比之风盛行，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负担，为婚姻稳定埋下隐患，男女双方也容易因彩礼问题产生纠纷。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细化了彩礼纠纷的处理规则，既打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又引导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其中第六条明确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在准确适用《规定》的基础上，从一揽子解决纠纷的角度，综合考虑彩礼、双方借款、共同生活情形，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并当场履行，实质性化解了纠纷。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系系主任Eddie Hui教授分享了香港在城市科创建设方面的经验，他认为近年来特区政府对于提升城市科创能力工作越来越重视，相关土地、财政、人才方面的支持政策也不断出台，但是由于香港面积狭小、楼宇租金较高，科创产业布局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而小尺度的科创街区的打造对香港而言是比较可行的路径。他特别分享了香港与深圳在科创方面的深度合作，两地各自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正在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科创产业推进路径，未来也将通过两地的深入合作，辐射珠三角地区，并为全国提供经验借鉴。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