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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小案不小办，因为小案件里有大民生。我们将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诉源治理促社会稳定。”谷城县检察院检察长张永强告诉记者，2022年1月刑事和解办公室运行以来，先后受理各类案件线索130余件，促成和解78件，在此基础上作出不起诉处理83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源头，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徐某因脑瘫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重度肢体残疾二级，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依靠父母扶养。自2006年起，徐某被纳入重度残疾人管理范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2021年12月15日，徐某及其监护人收到某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下称“《告知书》”），内容为因为徐某家庭收入超出低收入家庭标准，且享受低保期间购买经济适用房政策，徐某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金条件，自2022年1月起停发徐某最低生活保障金。当月底，某区民政局向徐某作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通知书》（下称“《通知书》”），决定停发其最低生活保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