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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最高检党组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中突出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难题。下一步，行政检察将此作为推进专项行动的主线，突出加强涉企“小案重罚”“重复处罚”“同案不同罚”等监管执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切实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同时主动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部门等的协同联动，互通信息，对行政执法中的规则缺失、方法缺陷等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检察建议、情况反映等形式助推行政机关完善相关制度，推动行政处罚裁量规范统一，以良法善治实现公平正义，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7月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阿斯塔纳举行。此次峰会的东道主采取了“上合组织+”的会议形式，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主席国的客人一同参加峰会。这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上合组织理念广受欢迎，10个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组成了互信协作的大家庭及更广泛的朋友圈。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